林彪事件完整调查nbsp舒云著

　　第一部谁识庐山真面目

　　第一章迷雾笼罩（续2）

　　8月21日晚，汪东兴给吴法宪打电话，邱、李两个老总都到了（庐山），你要抓紧给他们通气，要提议设国家主席。这话汪东兴已经和程世清（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、省军区第一政委）说过一遍了，他又对文道宏（江西省负责人）说，你告诉程世清在会上要提设国家主席，明天委员们都到齐了，叫他告诉江西的同志们，在会上要提议设国家主席。主席说不当国家主席，是主席的谦虚嘛，那不是真的。不设国家主席，主席怎么当主席呢？8月22日一大早，文道宏悄悄告诉了程世清。（采访中将邱会作笔记，年11月16日）

　　汪东兴为什么要大肆煽动？联想庐山上，汪东兴比陈伯达活跃多了，却抢先把责任推到陈伯达身上。汪东兴从“网”里逃出来，而陈伯达却被打翻在地？汪东兴不可能身在曹营心在汉，真心投靠毛家湾。那么他是故意套近乎，摸毛家湾的底？还是有另外的背景？如果都不是，那么就是汪东兴没有理解毛泽东的意思。

　　关于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的态度，汪东兴最清楚不过，为什么连汪东兴也受了“骗”呢？为什么他如此热烈地希望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呢？

　　毛泽东爱看历史书，城府深不可测，凡事步步为营，警觉性高，不轻易向人表露内心的情绪，也不肯轻信别人。汪东兴掌握着中央警卫团，深得毛泽东的信任。但毛泽东不会把“底”全部兜给汪东兴。对毛泽东的种种说法，汪东兴也只能“摸着石头过河”。在毛泽东所有关于国家主席的谈话中，只是讲自己不当国家主席，却没有反对设国家主席。而让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是好事嘛，为什么不举双手赞成？可是哪里想到，这回毛泽东反其道而行之，反对“设”成了革命者，赞成“设”倒成了反革命。

　　汪东兴回忆：毛泽东南巡到长沙后，对我说，你在会上没有念（陈伯达编的）这个语录。还说，你发言被人利用，这是事实。在湖北（你）检讨以后，我对你比较放心了。你没有什么问题。毛泽东多次这样说，为我“解脱”。（参见汪东兴《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》，当代中国出版社年11月第一版，页）

　　据知情人说，九一三事件后有人写了揭发汪东兴的材料，材料密封后由周恩来交给毛泽东。毛泽东叫来汪东兴，汪东兴吓得跪在毛泽东面前，乞求饶恕。

　　吴新潮回忆：汪东兴对不起黄吴李邱，如果没有汪东兴的误导，吴法宪就不会被张春桥激怒，也不会再激怒林彪，也就没有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的讲话。我们都认为汪东兴是坏蛋，他对毛主席犯了大罪。（采访吴法宪大儿子吴新潮笔记，年1月3日）

　　从庐山上下来，毛泽东在从长沙到武昌的路上，问汪东兴在想什么，汪东兴说，我在想自己在庐山会议上的问题。毛泽东高兴地说，这好嘛。汪东兴说，在山上开会，忙于会务，没有时间想自己的问题。现在有空闲了，可以好好地理理自己的思想了。毛泽东对他的态度比较满意，说这样好，想到什么就说什么，你的心是好心。（参见汪东兴《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》，当代中国出版社年11月第一版，59页）汪东兴参加了华北会议，不敢自作聪明。他问毛泽东，我要不要发言？毛泽东说，你现在是明白人了，为什么不发言？汪东兴还是不放心，说我先写一个东西给您看一看，不要又搞错了。毛泽东说不用写了，根据我与你几次谈话的情况，我看你的思想已经通了。你讲吧，讲错了，回来我们再商量，再批判嘛。说到这里，毛泽东哈哈大笑起来。（参见汪东兴《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》，当代中国出版社年11月第一版，74页）看来，汪东兴也被蒙在鼓里，汪东兴跟随毛泽东多年，但毛泽东的心思，他始终没有捉摸透。你想，连老奸巨滑的康生都晕头转向，掉进“迷魂阵”里，更何况“晚辈”汪东兴呢。

　　那么，是谁在放长线钓大鱼？汪东兴是“诱饵”吗？

　　也许毛泽东没有想到，在他死后不到一个月，一向对江青意见极大的汪东兴，在逮捕“四人帮”时起了重大作用。

　　邱会作眼中的汪东兴

　　九大开幕之前，九大代表都来了不短的日子了，可是会议还没有召开，总理解释其原因是汪东兴病了。其实，九大的准备工作，主要是总理、黄永胜、张春桥和吴法宪他们几个，汪东兴作用并不大，汪主要是联系主席那里。汪东兴病了是不是会议延迟的主要原因，我不太清楚，但他确实病了。叶群带我们去看过汪，之后叶群还叮嘱我们再去看汪。记得我们去看汪时，他不但很感谢，而且很激动，说着说着又哭又骂，什么“过河拆桥了”，“卸磨杀驴了”，“不要我了”……，江青没去看他，也没派人去看他；主席也没派人去看他，汪东兴有这种看法并不奇怪，那个时候一切都敏感得很哪！汪东兴在我们面前敢对主席不敬，我们是很吃惊的，看来主席和汪东兴也有很深的私密关系，这在庐山会议上，得到了切实证明。汪东兴在杨余傅事件以后就和我们走近了，九大以后就完全和我们站在一起了。实际上，汪东兴也是脚踩两只船，其他人屡屡翻了船，汪东兴确实踩稳了，真是技高一筹。（引自《邱会作回忆录》，新世纪出版社年，页）

　　早在年3月“杨余傅事件”发生以后，汪东兴就和我们走近了，过去他还摆点“高高在上”的小架子，九大以后他就完全和我们站在一起了，我说的站在一起，是指对江青、康生、张春桥、姚文元一伙而言的。

　　年3月8日晚上，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政治局会议，会议由周总理主持，其主要内容是听取汪东兴传达毛主席的指示，汪是专程从武汉（主席当时在武汉）赶回来的。汪说：“毛主席考虑要开四届人大了，请总理和政治局的同志们研究一下，九大召开一年了，斗批改正在进行，有些政府机构可以考虑边整改边恢复。主席还说，战备问题也要研究一下。……”

　　接着汪东兴还是说主席的指示：“召开人大就有一个修改宪法的问题，可以成立一个修改宪法的小组。这里必然涉及到国家主席的问题，国家主席要不要，我的意见是不要。如果大家认为一定要，我是不当这个国家主席的，那么谁来当呢，只有林彪同志来当。”主席要改变国家体制，而且是和全世界都不同的国家体制，这么大的事先没有和林彪、周总理商量，更没有让政治局拿出几个方案，供他决断。

　　我清楚地记得，在汪东兴说“不设国家主席”的时候，总理有点愕然，他抬头看了一下汪；当汪说到“只有林彪同志来当”的时候，总理看上去有些欣慰的样子。我当时的认识是：主席对林彪这个接班人很关心，很周到。其实，我的想法和主席的打算相差十万八千里。散会时，汪还真有些余兴未尽的样子，对着叶群、黄永胜、吴法宪、李作鹏和我说：“走走走，时间还早，到我那里再坐坐。”我们都欣然同意了。

　　在汪东兴家里，大家开始也是扯乱谈。后来，吴法宪又请汪去核实刚才在会上讲的“要设国家主席，毛不当，要林彪来当”的话，汪东兴很认真地又重复了一遍，听后大家都很高兴。我们要起身走时，汪说：“不要着急，搞点东西来吃。”不一会，工作人员端上两盘子红薯，吴胖子和叶群吃了，我没有吃。我说：“我一看见红薯胃里就反酸水，给我们吃碗面条也好。”汪说：“你尝尝就知道了，甜得很。”

　　3月8号的政治局会议以后，立即成立了两个小组，一个小组负责修改宪法，由康生、陈伯达、张春桥、吴法宪、李作鹏、纪登奎组成；一个小组负责组织会议的工作，由总理、黄永胜、张春桥、谢富治、汪东兴组成，由总理抓总。因为我当时主管援越、援阿（尔巴尼亚）、援罗（马尼亚）的具体工作，任务很重，两个小组的工作我都没有参加。

　　3月中旬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，讨论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问题，主要是确定参加会议的人员，同时也讨论了修改宪法工作小组请示的几个问题。讨论的都是一般性的问题，比如新的宪法要比年的宪法大大压缩，要短。并且要求修改宪法工作小组月底要拿出草稿来。会上没有讨论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，更没有要讨论谁当国家主席。

　　林彪知道了毛主席的意见后，立即表示：我认为国家主席还是要设，并由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，林让秘书给毛主席那里打了电话，但主席并没有正面表态，只让秘书打电话问候林彪。4月11日，由林彪口述，秘书记录后向政治局提出了他的三条意见：“1、关于这次“人大”国家主席的问题，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，这样做对党内、党外、国内、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。否则，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。2、关于副主席问题，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，可多设可少设，问题都不大。3、林彪同志认为，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职务。”

　　3月8日，汪东兴传达的毛主席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，政治局一致同意了，这种同意是拥护毛主席的惯性，大家并没有深想。现在林彪的意见来了，总理在政治局会议上唸了，大家又都同意林彪设国家主席并由主席来担任的意见，包括江青在内。我现在都认为，林彪的意见是正确的、中肯的，是维护党和国家根本利益的，也是对毛主席“不设国家主席”的不妥想法敢于提出自己不同意见的，在“国家主席”的问题上，不是毛、林之间有什么分歧，而是毛和大家的意见相左，林和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。现在想看来，林彪很快就提出自己的意见，是他知道毛提出让他当国家主席未必是真心，就像开九大时主席让林当大会主席团主席是一个样的，林考虑问题是深思熟虑的，他不愿让主席牵着鼻子走，更何况林的身体根本当不了国家主席。

　　邱会作眼中的“国家主席”

　　主席很快就对林的建议（政治局同意林彪意见的报告）作了批示：“我不能再作此事，此议不妥。”是设国家主席这个体制不妥呢，还是让他当国家主席的建议不妥，主席自己也没讲清楚。

　　叶群告诉我们，林提出三条意见后，大概是4月25号，主席在路过苏州时，林和叶还到专列上去看了主席，让主席住下，并给主席腾出了林住的南园宾馆的房子，主席说不住了。他们交谈得很好，主席还对林说起黄、吴、李、邱，并大加赞扬说：我就是信任这几个跟我南征北战的红小鬼。那天正好我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，叶群让主席听了人造卫星上的《东方红》乐曲录音，毛主席很高兴。他们之间没有再提起有关国家主席的事。既然毛不同意林的意见，当面却不说。

　　可是，时隔不久，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表示他不当国家主席，主席还讲了一个典故，大意是：三国时孙权劝曹操当皇帝，曹操说孙权是想把他放在火炉上烤，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，你们也不要做孙权。主席讲完以后大家都笑了，我当时的理解，一是主席很谦虚，二是主席虽然又上了一线，但他还是不想当国家主席，不想当国家主席的原因是不愿管具体事务，愿意多考虑重大问题，具体工作由林彪和总理担起来，一个当国家主席，一个当总理。现在想起来，我的意见真是幼稚可笑。其实主席讲的这个典故，还是说他不当国家主席，并没有说不设国家主席。我清楚地记得，主席虽然提出不当国家主席，不设国家主席，但后来主席也说过，叫董老当，叫陈永贵当，叫工农兵当等等。不设怎么当呢？！总之，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，主席的态度也是多次反复的。

　　5月中旬，军委办事组去向林彪汇报工作，当扯到国家主席问题时，林彪说得非常中肯，他说：“国家主席还是要设的，但只能主席来当这个国家主席，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，没有国家元首是不成的，名不正，言不顺嘛。”我们提到毛主席的意思是林彪可以当国家主席时，林彪立即说；“这种话你们不能在我这里说！我不能当这个主席，你们以后也不要再提，还是我们的毛主席来当。我身体不好，出个门都要下好大的决心，如设副主席我也不能当。”

　　当时我们几个对设国家主席的问题，根本没当成什么了不起的事，虽然，此期间主席也提出过不设国家主席，他也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，但我们并没有认识到主席的心思，汪东兴3月8号的话给我们印象很深，谁当国家主席也没感到是什么了不起的事，毛主席当很正常，毛主席不当也没少了什么；毛主席不当，由林彪来当也很正常，也没觉得林多了什么，因此主席怎么说都认为是他的谦虚。林彪则不然，主席的心思林彪很快就明白了，主席说不设国家主席，主要是不想让林彪当，不设国家主席目的就是不给林彪留位子。……

　　关于国家主席的问题，林彪看得最清楚，他只提了一次建议，以后再也没有发表意见。关于建议设国家主席的意见，几次都是来自下面，如3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；如在全国各地征求意见；如7月中旬的宪法修改小组全体会议。我认为总理和康生也看清了，但他们为了国家体制不要搞得太扭曲，因此在庐山，8月22日的常委会上，周恩来、陈伯达、康生还是又一次提出让毛主席当国家主席，周恩来提出，如果设国家主席，今后接见外国使节等外交礼仪活动可以由国家主席授权。康生说，设国家主席，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，我们起草宪法修改草案时也这么希望，但又不敢违反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。陈伯达说：如果这次毛主席再担任国家主席，将对全国人民是一个极大的振奋和鼓舞。陈伯达讲后，林彪只是附和他们，并没有发表具体意见。可以看出，后来扣在我们头上的“设国家主席是反动的政治纲领”，这个“政治纲领”，周总理、康生、陈伯达、林彪四个常委都拥护。

　　毛主席在会上说：“设国家主席，那是个形式，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。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，你们要好了，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。”主席最后的结论，还是不当国家主席，对不设国家主席没有定论，不过主席不愿意要国家主席，谁还敢要。林彪并没有出来劝几个常委来维护主席的意见，因此主席早就不高兴了。即便是这样，在当晚传达常委会精神的时候，总理仍没有传达主席不同意设国家主席的意见。康生是更能揣摩主席的，但他在开幕式上，又提设国家主席，并建议毛主席当主席，他竟然还说：“如果毛主席不当，请林彪当国家主席。”

　　邱会作回忆：林彪同意设国家主席，全国基层同意设国家主席，几个常委都同意设国家主席，全党全国从上到下，从中央到地方，都是从国家体制去考虑，建议设国家主席。只有毛主席说不设国家主席，虽然他说是为改变国家体制，实际上主席的目的就是不想让林彪当。也许毛主席把“国家主席问题”和接班人问题连在一起去考虑了。毛主席从七大开始就考虑接班人，立了刘少奇，几年后毛主席就对刘不满，因高岗问题，刘少奇躲过一劫，“文革”重新算账，给刘戴了“叛徒、内奸、工贼”三顶帽子，死于非命；林彪跟随毛主席几十年，九大刚立为接班人，只一年工夫，主席又不放心，又不满意。其实，年八届十一中全会，主席立林为接班人，林彪不想当，打了报告，主席硬是让他当。林不会觊觎国家主席这个虚职，去抢一张空头支票干什么？！如果国家主席是有实权的职务，毛主席是绝对不会放过的。可是，毛主席在年8月南巡时却说，“有人看我老了，快要上天了，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。”“九一三”以后，主席又说，“设国家主席是他们的政治纲领”，这就是毛主席不实事求是了。

　　至于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”，这句话本来是汪东兴说的，这本是一句很普通的话，但为了“说明”林彪有野心，就去搞吴法宪，结果吴胖子被迫把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”，说成是叶群说的了。吴法宪乱说一顿，造成了很大的麻烦，也给林、叶栽了赃。“九一三”之后，毛主席就是利用吴的这句假话，发出多个中央文件。庐山会议本来是几乎全体的中央委员对江青一伙的不满，由此引发出对文革的不满。结果毛主席却说成林彪有野心，想当国家主席，黄、吴、李、邱和军队干部就是为了林彪的野心，才坚持设国家主席的。其实，我们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几乎没提国家主席。

　　在九届二中全会上，主席《我的一点意见》根本没有提“国家主席”，毛主席对我们的“政治纲领”都不批判，不是没有批到点子上吗！九届二中全会以后，我们军委办事组的黄、吴、叶、李、邱几个人都做了检讨。在我们的检讨中，根本没有检讨“设国家主席”问题。试想，如果“设国家主席”是我们的“政治纲领”，我们不针对自己的政治纲领来写检讨，能行吗？！主席那里能过关吗？对于我们的检讨，主席批示“很好”，有了批示，都过了关，主席还接见了我们并风趣地谈了话。“九一三”之后，毛主席说我们是“反党集团”，“称天才”是我们的“理论纲领”，“设国家主席”是我们的“政治纲领”，都不是实事求是的。

　　关于国家主席问题，过去是以主席的错误为正确的标杆，现在国家主席早恢复了，杨尚昆、李先念几任国家主席都当了，但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，他们还是误导人们去想：毛主席说不设国家主席，林彪提议设，因此林反对毛主席，林错了，甚至是有野心。为什么不反过来想，毛为了不让林当国家主席，竟提出不设，破坏国家原有的体制，也不让林当。其实，林并不想要国家主席这个虚职，但林希望维护国家体制。（引自《邱会作回忆录》，新世纪出版社年，-页）

　　汪东兴写的一本书，叫做《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》，主要是讲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直到“九一三”这段时间的事情，可以说汪嘴里吐出来的东西，在关键的问题上都是假话。其实，毛、林交恶造成的悲剧，汪东兴是要负重要责任的；在当时恶劣、复杂的政治环境下，总理、黄永胜、李先念和军委办事组的同志，也包括汪东兴在内，这些当时在台上工作的同志与江青、康生、张春桥、姚文元等中央文革那些人的斗争，很多是在原则问题上不可调和的斗争，这些斗争在思想基础上，和所谓的“二月逆流”是一个样子的，那就是：拥护毛主席，不理解文革，厌恶江青、康生、张春桥等这些中央文革的家伙。而且这些斗争和矛盾，很多缘由都和汪东兴有直接关系，汪东兴不能实事求是地讲清事情的本来面目，口口声声是维护毛主席，实际上是用假话保护他自己（引自《邱会作回忆录》，新世纪出版社年，-页）。

　　8月22日晚，政治局召开会议，周恩来传达毛泽东关于九届二中全会明天下午举行开幕式。总理讲完后，让汪东兴补充。

　　汪东兴说：“我首先声明，我是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，列席了中央常委会。主席在会上谈的问题，我做点补充传达。主席说：‘九大以后，有的人在后面搞了一些活动，这些都是见不得人的事。那些事也搞到总理和伯达同志头上去了（指5月17日，江青找部分政治局委员谈话的事）。这些事，在中央全会上应当讲清楚，这对党的团结是有利的。’主席还说：‘最好再讲讲形势，套路的话人家不爱听。’并且对林副主席、周总理说：你们谁来讲一讲？’总理立即谦让的推举：‘请林副主席来讲吧。’主席又说：‘可以把问题讲的宽一点。’”汪东兴平时还是一个挺严谨的人，今天的确比较随意，也许他有意找机会抨击江青，出江青的洋相。他在补充中说的内容，总理都没有讲到，汪东兴竟然敢“补充”出来。当时康生就很生气，胡子翘得老高。散会后，康生走过汪东兴身边时说：“革命这么多年，还是个警卫员的水平。”我看当时汪东兴样子，有些不以为然。后来，陈伯达下台之后，康生在政治局会议上以乱传达毛主席的讲话指责了汪东兴。汪东兴这个人过去黄、吴、李都不了解他。我跟他打交道较多，不过都是些具体事务，对他也不很了解，我认为这个人的主要特点有两个：一是装腔作势；二是肚子里事不少。至于他的办事能力，康生说他只是个“警卫员的水平”，当然有点挖苦人，汪还是有能力的（引自《邱会作回忆录》，新世纪出版社年，-页）。

　　汪东兴的表现真正是“汪东兴一声炮响，给全会送来了假毛泽东思想”。真正起到了轰动效应！！也把大家害得很苦。凭良心说，庐山会议，汪东兴、叶群关系最密切，在会上态度最积极，调子最高。吴、李和我及部队的同志，如许世友、韩先楚、杨得志等调子也高，但与叶群、汪东兴相比有差距。是主席自己没搞清问题，上了汪东兴的当，把事情搞乱了。主席在处理庐山问题时，把吴、李和我装进去，把汪东兴拉出来，名义上把矛头指向陈伯达，实际上指向林彪。结果把最大的起哄者汪东兴给“漏”掉了，汪东兴和叶群的关系也没有搞清楚，叶群和林彪的关系也没搞正确。……汪东兴在庐山会议上，为什么那样积极，把我们引入“泥潭”。究竟是毛主席授意的，还是汪自己所为，我就百思不解了。也就是说，没有“设国家主席”，没有林彪坚持“天才的观点”，没有陈伯达搞得“称天才的语录”，毛主席就不拿掉林彪了吗？

　　邱会作回忆：我跟汪东兴的关系一直都是工作关系，平时接触也不多。年“杨余傅事件”以后，汪东兴和军委办事组的来往越来越密切，九大以后汪东兴就主动向军委办事组靠拢，经常和我们一起吹牛皮，有关主席和江青的关系，都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。吴法宪经常问他的一个问题就是：主席和江青是一回事，还是两回事？汪东兴和江青关系不好，他每次都说：“完全是两回事！”其实，主席和江青关系很深，毛泽东从来就没有真正批评过江青，更没有想过要打倒江青。留心历史的人就会发现，毛泽东每次讲批判江青的“坏话”，都未必是动真格的，“二月逆流”如此，林彪如此，后来对邓小平也如此。

　　汪的目的是想让我们冲在前面和江青斗。

　　汪还多次以透露毛，江之间隐私的第一手材料来巴结黄、吴、李和我。有一次，汪东兴从东北出差回来，还没有休息，就把黄、吴、李和我请到汪东兴家里来“吹牛”、“侃大山”，一侃就侃到第二天天亮。汪东兴说：江青做了妇科手术后就很少和主席在一起，后来就根本不在一起了。江青经常气主席，主席几次外出都是掉着眼泪离开北京的。不过主席也有不方便之处，其实就是有短处，所以江青有些要求、有些提议，主席有些是反对的，有些也只好默认了。比如，江青要反田汉、周扬、夏衍、阳翰笙四条汉子，这本是江青的私心，但主席还是同意了。江青又在主席面前提出要批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，主席未置可否。汪东兴说：如果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批车尔尼雪夫斯基，你们不要表态。汪东兴说：张春桥最不是东西，他以为巴结上江青就能接近毛主席。上海“一月风暴”是主席、总理、伯达他们指挥的，张春桥既滑头胆子又小。张想在上海搞什么卫星中心，主席没有同意。汪东兴还说，稳定全国的局势就靠军队了，你们几位老总是重任在肩啊！九大以后，不怎么提中央文革了，这个江青、张春桥，就是念念不忘中央文革……如果张春桥靠边站了，江青也很难有什么搞头。

　　汪东兴在庐山的表现是怎样的呢？

　　1、开幕式后他就告诉吴、叶、李和我以及陈伯达，主席说对张春桥“可以讲，但不要点名”。这样，使大家增强了对张春桥、江青一伙斗争的决心。

　　2、为陈伯达印马列称天才的语录，陈叫他印五份给常委做参考，汪自行印了20份，首先发给了吴、叶、李和我，并沾沾自喜地说：“近水楼台先得月。”

　　3、汪东兴在华北组的发言，是全会调门最高的。一、坚决要求设国家主席，“建议在宪法中恢复‘国家主席’一章。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愿望，是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”。二、在华北组的会上，汪东兴很严肃地说：“我们林副主席真是了不起，他对问题发觉得早，挺身而出捍卫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，不然问题可就严重了，我们再也不能糊里糊涂的了。”汪东兴的话等于告诉大家，有人在反对毛主席，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不是泛泛地在讲有人反对毛主席，而是有所指的，挑动大家起来斗争。三、当有人问汪东兴，有人反对毛主席当主席，这个情况毛主席知道吗？汪东兴说：“当然知道，不过主席不让点名。我一说你们就明白了：现在是笔杆子压枪杆子，压得很厉害呀!”汪东兴说是不点名，实际上已经等于点了名，大家都知道“笔杆子”指什么，指谁！中央全会就那么二百多人，汪的讲话很快大家都知道了，难怪毛主席说华北组的简报是反革命的简报，把大家都煽动起来了。

　　4、汪东兴开会前，就给吴法宪打电话，叫吴、李和我发言，还叫吴、李和我鼓动各自所在单位的中委发言，汪还强调说：“过了这村，就没这店了；今天发言是旗帜鲜明，明天就是随大流了。”24日晚上，汪东兴还亲自给我和李作鹏打了电话，汪几乎逢熟人便如此鼓动。

　　5、抢先出华北组简报。

　　6、“风云突变”以后，汪东兴欺上瞒下，推卸责任，陷害别人，对陈伯达尤甚。

　　汪东兴的表现真正是“汪东兴一声炮响，给全会送来了假毛泽东思想”。真正起到了轰动效应！！也把大家害得很苦。凭良心说，庐山会议，汪东兴、叶群关系最密切，在会上态度最积极，调子最高。吴、李和我及部队的同志，如许世友、韩先楚、杨得志等调子也高，但与叶群、汪东兴相比有差距。是主席自己没搞清问题，上了汪东兴的当，把事情搞乱了。主席在处理庐山问题时，把吴、李和我装进去，把汪东兴拉出来，名义上把矛头指向陈伯达，实际上指向林彪。结果把最大的起哄者汪东兴给“漏”掉了，汪东兴和叶群的关系也没有搞清楚，叶群和林彪的关系也没搞正确。

　　这里也要指出，六号简报被毛主席扣上反革命简报的帽子，可是反革命的帽子没有给汪东兴戴上，汪东兴敢做不敢当，不但推卸责任，还陷害别人。关于六号简报，毛主席也在帮汪东兴贼喊捉贼。

　　汪东兴在庐山会议上，为什么那样积极，把我们引入“泥潭”。究竟是毛主席授意的，还是汪自己所为，我就百思不解了。也就是说，没有“设国家主席”，没有林彪坚持“天才的观点”，没有陈伯达搞得“称天才的语录”，毛主席就不拿掉林彪了吗（《邱会作回忆录》，新世纪出版社年版，-页）！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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