青春五部曲往事如烟之小学时光

往事，好像很久之前看过的一场电影，听过的一首歌，虽然很难完整地记忆、复述，整个线条在平日里甚至非常模糊，可是一有机会，有一些片段，却会在猛然之间突然变得异常清晰。这些片段，有的稀松平常，有的颇为精彩，日久弥新。在静静的夜里，在旅途中的车里，它们会突然跳进脑海，浮现在眼前，挥之不去！

（一）

毛泽东主席去世的那年，我不满12岁，在小学五年级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宣布消息的那一天上午，我们班的学生由老师带领去大园子生产队劳动，全班同学从高梁地里把成捆的高粱秸杆往打麦场里扛。

这是我当年很害怕的活儿，一捆潮湿并带有发霉味道的高梁秸杆扛在肩上，对于我们这些小学生而言，不但份量沉重，而且尘土枝叶渣子顺着脖子钻进衣服里，浑身便不停的发痒，让人难受不已。

干完活后我们这些小学生们被分配到社员家里吃饭，每家的饭都不相同。吃完饭大约是下午四、五点钟时分，我们排着队唱着歌往回走。

出了劳动的村庄，队形立即散了，三五成群唧唧喳喳乱喊乱叫你追我赶乱打斗。过了小河子沟到新店子地界时，听到公社大院里的高音喇叭播放着哀乐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广播着什么。不知哪位同学喊了一句“毛主席死了”，马上有同学大声制止：“这是反动话，不能说死，是逝世。”

立即，吵闹声静了下来，年龄大一些的同学开始叹息，有一位年龄最大的女生还哭了起来，说毛主席逝世了，她家又要挨饿，她妈的病好不了啦……年龄小的同学则低着头，哧哧的偷笑，并拿手里的树枝相互戳捣。有一些同学则小声说不许笑，笑也是反动。

那个时候，学生们的年龄参差不齐，相差很大，在一个班里，大的有十四、五岁，小的则只有十岁左右。

快到学校门口时，大家四散而去，我和几个要好的朋友不约而同地走到一起，到前河畔的土堡子里垒碉堡去了。直到天黑下来才回到家。

（二）

家里已点起了灯，厨房里笼罩着水蒸气和烟雾，这是我最喜欢的场景。饭已经熟了，母亲在厨房门口站着，父亲在上房用柳枝条编筐，我奔到上房大声告诉父亲毛主席逝世了，父亲抬起头瞪了我一眼，没好气的说你胡嚷啥？赶紧吃饭。

我家是大家庭，有十口人，吃饭时父亲和大哥还有四岁的五弟在炕上，炕桌上会摆放一小碟咸菜，有时还有辣子油、蒜、葱等奢侈品。二哥蹲在炕头或者门槛上，我和四弟则把饭碗架到屋里的方桌上，偶尔怯生生的到炕桌上夹一点咸菜。母亲和四姐经常在厨房，母亲有时会在饭快吃完时才坐到炕桌边。吃饭中间听大哥给父亲说主席去世的事。饭后父亲严厉地宣布，到外面都不要胡说这事。

（三）

过了好多天，学校给每个学生发了一个黑布套套，说是叫黑纱，给毛主席开追悼会时要戴在左臂上。我们都是第一次见黑纱，大家领到后觉得很好奇，都焦急的盼望着开追悼会。

追悼会是在一个教室里开的。参加的人数总共六、七十人，四、五两个年级的学生大约五、六十人，老师十人左右。我现在只记得孙思明老师站在讲台上，拿着稿子，略带着哭腔，缓慢的念着，那是在致悼词。

有几个老师在哭，学生中几个年龄大些的也有哭的，我们几个年龄小的都低着头乜斜着眼睛偷看，在我旁边站着的贾牛儿突然咳嗽了一声，扑腾一声流出了长长的两绺鼻涕，我掐着自已的肚皮极力忍住笑，牛岁旦偷偷的把唾液吐在手指，抹到眼睛上装哭，并用两只脏手把眼圈揉的红里透黑……孙思明老师念完稿子后，王校长也讲了什么，整个气氛很安静，大家都静静地站着，没有平时开会时的交头接耳。

宣布追悼会结束后，大家按队形慢慢走出了教室。

（四）

追悼会过后不到一个月时间的一个早晨，好像是星期日，太阳已升得很高了，我从家里出来蹓跶到学校。

学校就在我家院子旁边，两三分钟的路程。

孙思明老师在大教室门口喊我，我走过去一看，是学校办墙报专栏，贾牛儿也在，他用毛笔抄写大字报，还有几个学生和老师，有的在写有的在画，大家都很兴奋，场面很热闹，现在记不清是谁了！

孙老师给我分派了任务，让我用毛笔抄写两份大字报。他正在画一幅漫画，是一把大铁锤和一个大拳头，下面砸了三男一女四个人，标注是王张江姚。

我很兴奋，立即投入抄写工作。

那时候，我和贾牛儿年龄小，但是因为毛笔字和粉笔字写得都还行，办黑板报和墙报专栏的事一直是我俩帮老师干。抄写大字报的时候，孙老师说，王张江姚四个人是四人帮，是反革命，害了毛主席，现在要批判。

快中午时，我们把大字报和漫画拿到学校的围墙外面，按照老师的规划，用浆糊贴到墙上，立即围上来好多人观看。

此后学生们一直议论四人帮。有一个年龄大的同学告诉我们，王洪文有手枪，江青的头上是假发，是野狐精变的，很厉害，没有人能治住，是许世友藏在人民大会堂的房梁上面抓住的。还有同学说，毛主席是江青害死的，主席病了，江青不让睡觉，一直拉着主席翻过来翻过去，结果把主席翻死了。

（五）

那个时候，毛主席是神一样的存在，知悉江青这样害毛主席，我们都气得不行，非常恨江青。在课间活动玩耍时，便在墙上画一个秃头女人像，把江青二字倒写，大家轮流用自制的弹弓瞄准射击。

那个时候，任何亵渎毛主席的话都是禁忌，在偏僻的山村小学，有特殊的禁忌方式。在小学三年级时，班上有一个叫庄庄的同学在课外活动时说，毛主席晚上和江青一起睡觉哩，立即有人报告了班主任老师孙自忠。孙班主任在下午自习课上让庄庄同学在全班作检讨，当时我们大多数同学都是不到十岁的小孩子，心中的恐惧可想而知！还有一次，杏树湾一个姓司的同学，因为爱放屁经常遭同学骂，一天下午自习课他又连续放屁，臭气熏得大家群起而攻之，各种脏话迭出。司同学愤怒了，也用脏话回击大家，并说，放屁咋了？毛主席也放屁呢！

此话一出，立即有人骂他反动，要报告老师。司同学脑子机灵，自知情急之下撞了大祸，慌忙赔情求饶，并用书包里的煮洋芋、糜面馍馍贿赂大家，还许诺第二天给大家带白面饼子。大家吃了煮洋芋和糜面馍馍之后，已经嘴软，又期待第二天的白面饼子，便饶了他沒有报告老师，他躲过了一劫。可是第二天的白面饼子带了没有，有几个人吃了，我就不知道了。

这位司同学人高马大，他一直自称会拳术，经常会伸胳膊踢腿给大家耍几路。他还能用拳头和掌在墙上、树上连续击打，手碰烂也一点都不在乎，他说这就叫功夫，天天练就能练成铁砂掌，把人的头和胸脯随便拍碎，他二爸已练了几十年，一拳能打折一棵大树。他们家祖传的这功夫，让大家一直有些害怕，这可能也是没有人把他的反动话报告老师的另一个原因吧。

在这个事情之前，还有一个晚上，家里来了亲戚，父亲陪亲戚在火炉旁熬罐罐茶，我爬在跟前就着油灯盏亮光看小人书，亲戚突然问我长大了干什么，我随口说长大了当毛主席呢。结果亲戚噎住了，瞪大眼睛看着我，父亲大怒，骂我混帐、瓜怂，要撕烂我的嘴。此后，父亲唠唠叨叨地骂了我好长一段时间。

当时，我常常会想，毛主席这么厉害，他一天会吃什么？肯定经常吃的是猪肉白面饼子和长面，可能还有仙草天鹅肉之类。一次和二哥一起吃高梁面馍馍，馍馍又硬又粗，实在难以下咽，我就问二哥，你知道毛主席一天吃的啥吗？二哥瞪了我一眼，好像很懂的样子，他说毛主席根本不吃高梁面，也不吃玉米面，人家吃的全是面精。我问面精是啥？二哥说你连这个也不知道，面精就是白面中最好的，加着糖精，甜得很！

（六）

现在想来，那个时候似乎很快乐没有忧愁烦恼，但是实际上还是有许多忧愁烦恼的事。

当时特别害怕劳动。到生产队劳动虽然累和苦，但劳动结束还能吃一顿饱饭，因此也有期待。比较害怕的是学校劳动。从四年级开始，每周固定有半天劳动课，有时候也会连续一天两天去生产队劳动。有一段时间，劳动课的内容是在学校后面的山上挖种树的台阶。这活儿，年龄大一些的同学还吃得消，可是像我这样当时十岁左右的孩子，拾麦穗拔杂草还凑合，抡镢头用铁锨则根本不行。但是必须热爱劳动，必须扛上铁锨上山，想请假开溜是不可能的。

劳动分成许多小组，一般是三个人一组，并分配了具体任务。和我一组的是贾牛儿和岳新林。

牛儿比我大一个月，劳动能力与我差不多，甚至还比我差，新林虽然才大我一岁多，却是劳动的一把好手。他干活一人能顶仨，在山坡上挖种树台阶时，镢头铁锨轮流进行，一会儿台阶就成型了，我和牛儿只是帮着平整一下堆积的土，然后挖种树的坑。新林抡起镢头挖山、拿起铁锹铲土的样子，至今我仍能清晰地记得，我们一起劳动时，他一直像大兄长一样关照我们，承包了我们所有的活，现在想起来还是感动不已！当时他自称老愚公，把我和牛儿叫愚公娃儿。

说起小学时的劳动，还有一件事记忆犹新。四年级时，学生要给公路上铺砂子，从河湾里用铁锨捞出砂子，装到筐子里，两个人用一根长棍抬上，运送到指定的公路段落。我和牛儿、东平等四名同学抬了两趟后，饥饿困乏，实在抬不动了。走到一僻静路段，四顾无人，便将砂子倒在树下，然后直接回家。

我们的偷懒行为被发现了。

第二天下午，张发源老师召开全班会议，要我们检讨。我们四个人各写了一封检讨书，站起来胡乱念了，然后一直站到班会结束。本以为万事大吉，没想到张老师在班会结束时出了一道命题作文——《这种劳动态度对吗》。这事现在想来应该一笑置之，可是当时，在写作文时，羞愧耻辱之感陡生，特别是老师在黑板上写完作文题目时，几十双眼睛齐刷刷转向我们四个人，我脸红心跳，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。

那篇作文我具体写了什么，已经记不清了，只记得是自己骂自己，许多词语是从报纸上抄的，最后自己找的原因是这种劳动态度非常错误，是贪生怕死的逃跑行为，是宋江的投降主义，而且与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有很大关系。

（七）

最怕的劳动是放学回家之后和星期日、寒暑假的拔猪草和拔柴禾。

夏天的时令长，下午放学后太阳还老高。一回到家，必须按照大人的指令，提着筐子给猪拔草。

这个时候，往往是几个小伙伴结伙钻进庄稼地里，边胡说乱吹边慢悠悠的拔草。筐子很快就装满了，但是大家都不愿早点回家，因为回家早了又要被家长赶出来继续拔草。于是，有躺在庄稼地里的，有抓各种昆虫的，玩得不亦乐乎！看来，磨洋工这事，从小就在骨子里有，不需要别人教。一直等到天黑了，才提着一筐猪草懒洋洋的回家去。

猪吃的草就是庄稼地里的苦渠菜和灰菜，当时满庄稼地都是，生长得异常茂盛，拔回家后扔到猪圈里，猪便选择性地吃。最近几年这两样草很火，变成酒店里的上等菜，据说营养丰富，可降三高，价格不菲。有个段子，说是一个我们家乡的老板到南方去谈生意，南方老板点了一盘苦渠菜，菜上来后便特别介绍这个菜的价值功效，最后问你们那地方有这菜吗？家乡的老板说有，但我们那儿用这个喂猪。

星期日和寒暑假的劳动是拔柴禾。

那个时候没有煤和液化气，做饭、烧炕取暖全用树枝和柴禾，所以一有空闲时间到野外拔柴禾，便成了我们的主要劳动任务。

经常一起结伙拔柴的有进儿、进辉、元元。我们每人扛一根三尺多长的棍，在马家湾、灰灰咀、河那坡等地拔柴禾。我们那里的柴禾主要是蒿子、芦子和兵草，早早起床，满山遍野的寻找，到中午时分每人拔两捆柴禾，用棍子挑回家，下午亦然，一天的任务就算完成了，星期日和暑假几乎每天如此。寒假则是扫填炕，在地埂上、草地里，清扫一些腐烂、干燥的柴草，挑回家去用作烧炕的燃料。

记得在一个冬天的早晨，我们几个小伙伴每人背着小背篓，结伙去生产队的苜蓿地里捡拾苜蓿根。捡了大约有半背篓时，看护田地的人喊叫着追过来，吓得我们背上背篓就跑，跑了一段路，看护的人不追了，我们停止逃跑喘气，却发现元元小伙伴不见了，赶紧寻找，原来那家伙逃跑不及，急中生智，将背篓放在地埂下面，他爬在背篓后隐藏，看护的人只顾追赶前面逃跑的，反而遗漏了后面隐藏的。

（八）

那个时候，我是喜欢写作文的，除过上面提到的那篇命题作文。

那时候写作文，基本上是胡拉八扯，围绕题目乱拼凑。

我刚到四年级的时候，调来了一位姓王的校长，给我们教政治课。不知道因为什么，他刚来就让我写一篇发言稿，是学黄帅反潮流批判师道尊严的。我东抄西抄，拼凑了一篇，现在能记得的内容，就是最后一句话：“这就是师道尊严的表现，我们要彻底批判。”当时根本不知道什么含义，在报纸上乱抄的。校长看了后，在最后又加了“肃清其流毒”几个字。我当时感到校长加上的这几个字很别扭，心里很不愿意，但又不敢说什么。过了几天开全校大会，兴高采烈地拿着稿子在发言台上念了。

不过，我当时抄文章的水平还算可以，能把报纸上的话稍微变一下，变成自己的话，并且和自己的环境结合起来。而那时写作文，许多学生就是直接抄，一字不改，抄够字数就完事。有一个叫江来子的同学，写作文时抄了一句“我代表中央委员会……”，被老师在全班嘲讽批评，大家就给他起了个外号“中央委员”，我的内心便一直瞧不起他。

校长还给我布置过一篇发言稿，我写的最后一句话是“将革命进行到底”。校长看了后把我叫去，他说你的这句话缺了内容，要补齐。我恭敬地问缺了什么？他让我自己去查。可是我怎么也查不出，问了好几个同学都说不知道。在我一筹莫展之时，“中央委员”拿了一份报纸给我，我才知道标准答案是“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”。我赶紧填充完整，从此再也不敢看不起“中央委员”了！

五年级时写过批邓的发言稿，具体内容完全记不清了，只记得当时经常用的词语是，党内那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，或者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。那个时候，学校经常召开全校大会，学生带着凳子按班级排序坐在学校院子里，前面摆几张桌子，校长和几位老师坐在桌子后面，每个年级有一名学生代表发言，都是在报纸上抄下来的话。开会之前各班统一唱歌，歌声此起彼伏，开会中途大家还要举起拳头喊口号。

因为批邓，我的一个堂哥改了名字。他本来叫张小平，可是开始批邓后大家都喊他邓小平，他便改名为张有良。这位改名的堂哥，以后考取了医学院，现在也是专家一级的人物了。

（九）

那时候公社和大队的大会比学校更多，学生们要经常参加，大多数是批判会，有时候是忆苦思甜会。

忆苦思甜经常有老贫农雇农讲解放前的苦。有一个表叔，按乡俗我叫他姑舅爸，他讲的很有名，一次在学校讲时，说他们给贾家干活，干活的人吃的是箩儿下面的，贾家吃的是箩儿上面的。

贾家是我们那个地方的大地主。

又说给贾家干活时虽然苦，但能吃饱，主要是六O年把人饿得劲大了……

在批斗四类分子的大会上，往往在宣布会议开始时，公社或者大队的干部会大喊一声“把四类分子押上来”，于是就有背枪的民兵和手持红缨枪的红小兵，押着七老八十的几个四类分子到会场，面朝开会的人一字排开站着。

我那个时候最希望干的事是持红缨枪押四类分子。

我发现拿红缨枪的有个叫永良子的红小兵，拿枪的姿势和电影上的不一样，站立和走路的动作一点也不威武，心里就很不平衡，为什么他能押人我不能？

有一次课外活动时，我在操场看见张发源老师，就跑过去要求：“老师，以后红小兵押四类分子，把永良子换成我能行吗？永良子拿红缨枪的动作不正确，我能像潘冬子那样拿红缨枪。”

张老师看着我哈哈大笑，把我的话告诉了旁边的其他老师，他们都一齐大笑起来。然后，张老师笑着说，你的个头太小了，不能押四类分子。

于是我就非常郁闷！此前从来没有意识到个子小有什么不便，这时立刻感受到一种自卑！

（十）

那个时候，在参加各类劳动的同时，学生们还要排练节目去农田基本建设工地、水利工程建设工地慰问干活的贫下中农。

我至今还记得校长带着我们去慰问的情景。戴眼镜的王校长，捧着一张大红纸，用普通话宣读慰问信，我们在后面偷偷地笑，念完慰问信之后就表演节目。

这位王校长，因为经常用普通话念慰问信，学生们在背后给他起了外号叫“王料片”。

我们演的节目有舞蹈，还有眉户剧。

记得我参与的舞蹈有《北京的金山上》《献给亲人解放军》，四名男生四名女生，是藏族舞。我穿的是大哥当兵复员时带回来的一件崭新的绿军上衣，又宽又长，好像是风衣，只穿一只袖子，腰里扎一根长长的象围巾一样的带子，另一只袖子垂在背部，这种打扮当时感觉很酷。

演过一出眉户剧，我们三男三女六个人，扮的是三个老汉三个老婆子，天还没有亮就赶往生产队的工地上干活，走在路上六个人先后相遇，相互戏谑打闹。我演的是老汉里面的老大姚木匠，第一个出场，刚出场的台词是：雄鸡刚叫第一声，老汉我赶忙就出工，别看老汉年龄大，样样活儿落不下。

孙思明老师还给我们排练过一出眉户剧，是一男一女两夫妻给生产队喂猪的戏，让我演剧中的男角，台词都记下了，可是女角是我的一个堂姐，在戏中男的要叫女的“老婆”，于是我就坚决不演男角了，孙老师对我软硬兼施，均无效，最后我挨了老师一顿打才作罢，男角换了人。

（十一）

在学黄帅反潮流批邓的前后，还批判水浒中宋江的投降主义，学生写作文必须要和投降派挂上钩，比如前面劳动中的偷懒行为，我们都归结到投降主义。当时，对于“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”这句话根本理解不了，一直很纳闷，既然投降这么好，为什么要批判呀？但是只能在心里想，根本不敢公开说，在公开场合，还要假装很懂的样子。不过，对于伟人评水浒的那段话，却背诵得滚瓜烂熟，到现在还能脱口而出。

写过好几篇批判宋江投降派的作文和周记，现在一个字也不记得了。但是，因为批判宋江，反而引发了了解水浒的各种想法，当时学生中私下偷偷传看水浒的小人书，是32开大小发黄的旧纸，纸质很厚，人物肖像画得很逼真很好看，直到今日，《石碣村》中宋江和晁盖的画像仍然历历在目。我看过的小人书，除了《石碣村》之外，还有《杨志卖刀》《大闹五台山》《林冲雪夜上梁山》《三山聚义》《三打祝家庄》《醉打蒋门神》等。

看了水浒小人书之后，彻底激发了我读小说的兴趣，当时新版的《水浒传》公开发行，我读了一百回的那种版本，半懂半不懂，很是着迷。读水浒之外，还读了三国、西游、说唐，不知哪位同学从家里偷拿了竖排繁体字的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《西游记》《说唐全传》，书的前面都有主要人物的画像，喜欢看书的学生便悄悄用馍馍、杏、梨、甜瓜等食物交换阅读。

当时我对繁体字大多不认识，阅读的时候便问父亲，如果父亲也不认识，就自己瞎蒙。那个时候没有字典，我是直到初中二年级才买了一本《中国汉语小字典》，至今还保存着。

我最喜欢读的是《说唐全传》，对十八条好汉极为着迷，常常给玩伴讲秦琼、罗成、李元霸。言谈举止也受水浒和三国的影响，放学之后，手中要拿一根长杆子挥舞，玩伴之间见面，也要相互抱拳问候，常用语是“敢问姓甚名谁，何方人氏？”还相互起了外号。

在读历史小说的同时，还读过一本半文言的小说《金镯玉环记》，内容是一对双胞胎姐妹与一位书生的爱情历程，几经磨难终成眷属。长大后一直记起这本书，想要再读，可惜一直没有找到。

（十二）

模仿水浒、三国和电影里的情节打架，是小学时光的重要内容。

在四年级那年春天的一个星期天，我们七、八个经常一起玩的小伙伴，相聚在一个周围长满柳树椿树的大坑里，那个坑是以前修房取土时挖的，废弃多年，坑里杂草丛生，又长出了一些小树。我们清除了杂草，用小铲子挖了两排台阶，铲成十几把椅子的样子，像梁山泊好汉那样排座次，记得我坐了第三把交椅。

于是，每天放学后，或者到了星期日，我们就要到那个坑里自己的座椅上坐好长时间。第一次进行排座次的玩伴有五、六个人，是军魁、进辉、象魁、元元等，以后改军和引旦儿也入伙。

过了一段时间，其他人都不来了，我和改军、引旦儿三人还是坚持了好长时间。同时，我们三人还学桃园三结义，搞了结拜仪式。

结伙打架一直是那时候乐此不疲的项目，有时候是做游戏假打，分成两队摆开阵势，两队各出一人在阵前打斗，或者是空手摔跤格斗，或者各拿一根长棍乱打一气；但有时候打架是真打，一般是两个村庄的学生结伙打斗，除了偶尔拿着棍棒追逐较量外，大多数的时候是土块战，我们叫“打胡基仗”，即一方埋伏在墙角、地埂或者小树林等隐蔽处，等另一方经过时，便突然袭击集中投掷土块进行攻击，在对方逃跑时，埋伏的一方呐喊着追击，一直到把对方打得四散逃走才作罢。

为了便于埋伏打仗，我们还在土堡子的墙头用大土块堆积砌垒成碉堡状，留有观望口，捡拾上许多小土块堆放在旁边，等到其他村的学生路过时，向他们投掷土块，还用自制的望远镜装模作样的观察“敌情”。有一次我们攻击秦王村的“敌人”时，被人家集中反击，攻打到土堡子上面，我们落荒而逃，辛辛苦苦修建的碉堡被捣毁。

（十三）

那个时候，我特别喜欢篮球。

当时的篮球活动很多。一到春夏季，小学的操场里几乎每天都有球赛，常常是我们村上的篮球队与机关单位的联队比赛，五一、六一、国庆、元旦、春节等节日里，有全公社的比赛。每当听到哨声，我的神经立即兴奋起来，不顾一切跑到操场看球。

篮球场上最耀眼的明星是孙思明老师，他跳的太高了，冲篮时能摸到篮筐，远投又很准，他投篮的动作一直是我模仿的对象。还有我们村的祥子，简直是神投手，常常一过中线，就双手把球高高举起抛出，皮球划过一道高高的弧线落进篮筐，只听到网子唰的一声响！

当时学校只有一大一小两个篮球，在课外活动和体育课时，我们能摸一下小篮球，那是用橡皮做的，很光滑。放学后或者星期日，就只能玩“毛蛋”。毛蛋是用烂棉花或者棉羊毛裹着一块橡皮用绳子包扎成篮球的样子，弹性当然不如篮球，但玩起来与篮球差不多。经常会有人吆喝一声“打毛蛋走”，大家便蜂拥而去操场里打毛蛋玩。

学校里各班之间经常进行篮球比赛，一、二、三年级一个组，四、五年级一个组。我一直渴望自己是班队的一员，但是个子太小，一直没有资格，曾向老师要求过进班队，但是老师一直说我没力气，不行。三年级时，有一段时间被选到班级篮球二队，但是根本上不了场，打不上球，为此一直耿耿于怀。

我也喜欢乒乓球。进不了篮球队，我就刻苦练习乒乓球，到四年级时，乒乓球技术在学生中已经是高水平了，到了五年级，还在全校学生乒乓球比赛中获得冠军。奖品是一张画，画面是一个老年妇女和一个青年妇女挎着菜篮子，提着鲤鱼和什么食品，拖着一个兴高采烈的小男孩，周围开满鲜花。这张画母亲一直贴在西房的墙上，直到我大学毕业时还存在。

那场冠亚赛在我和李东魁之间进行，我3:1战胜了他。那次比赛在每天的课外活动时间进行，当时乒乓球水平较高的有东平、来柱子、李东魁，他们都成为我的手下败将。得了冠军后，我骄傲了很长时间，觉得自己已经可以和永升老师较量了，结果有一次和永升老师打了五盘，全部败北，每盘连10分都没有突破，记得永升老师鄙夷地说，你还差得远着呢。

除了篮球、乒乓球之外，经常玩的运动还有滚铁环、踢毽子、跳房等。我的滚铁环技术也很不错，经常和自愿子一起玩，我俩水平不相上下。

（十四）

对于小学时光的记忆，有些是断断续续的，尤其是三年级之前的事，记忆很不完整，这大概与我在二、三年级时经常发作的头痛疾病有关吧。

从二年级开始，如果是晴天，每天早晨在太阳出来时，我的头便炸裂般疼痛，只要一看见太阳光，头脑里便“嗡”的一声响，立即疼得爬在课桌上，眼冒金星，恶心呕吐。这般时候，会有同学扶着我走出教室，我在教室外歇缓一阵之后，就一个人摇摇晃晃走回家去睡觉了。而在中午饭吃过之后，又会奇迹般的痊愈。为此，母亲曾好多次带我到公社卫生院，吃药、扎针灸治疗，但效果不行。

所以在二年级、三年级时，我最怕的是早晨的太阳，而阴天、雨天则平安无事。这样折腾了快两年，在三年级升级时，父亲和老师商量让我留了级，我在小学读了两个三年级。

在第二个三年级时，头疼病突然好了，此后三年多没有发作，直到初中一年级时又发作，这是后话。

在第二个三年级，我迷上了写字，钢笔字写的横平竖直、整洁有序，做的作业经常受老师表扬。当时我们班上字写得好看的还有一个叫进辉，按辈分是我的侄子。我俩被老师命名为“第一写家”和“第二写家”。曾经抄写过几页字，老师交到县上参加书法竞赛，可是交卷后再无下文，估计我们当时的字在全县范围内还是上不了台面的。

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培训班，看到老师的板书或者笔记，然后凭记忆埋头即兴练一下，从来没有刻意练过，也没有请教过老师字应该怎么写。记得曾看到过张发源老师写的隶书，回家后便把“语文笔记”重抄了一遍，模仿的是张老师的隶书，把笔记交给班主任孙自忠老师批阅时，他竟然不相信是我写的，查问了好长时间，最后我要当场书写验证时，他才作罢。

（十五）

那时候的时间概念很模糊，总是感觉一年特别长。毛主席逝世和打倒四人帮之后不久，五年级的第二学期便临近尾声，我们准备升初中。

此前小学升初中已经多年不考试了，突然传言要进行升学考试，大家都有点紧张。可是最后却没有考试，只根据小学毕业考试成绩确定了是否上初中，我的成绩除数学刚刚及格外，其它课的成绩都是90多分，升学没有问题。

中学派了孙建白老师到我们班上和全体学生见了一面，其实就是点了一次名，他拿着学校毕业考试的成绩单，让点到名的学生站起来他认一下，就算是完成了升学考试。孙建白老师满头银发，笑容可掬，梳着整齐的大背头，穿一身灰白色的中山装，笔挺整洁，风度不凡。他本来是安徽一个大学的教授，被打成右倾后发配到甘肃，之后又被下派到县城，然后再被下放到我们公社的中学。他儿子叫孙小白，小我两岁，当时也在我们小学读书，我们常常一起玩。我升初中后，孙建白老师还教过我数学和生物，两年后他们全家搬走了。据传他和华国锋主席认识，被调到北京或者调回安徽去了。

（十六）

小学六年，我一直不是很安分。

嗓门大，爱争吵，和同学吵架不服输，非要赢不可。每当吵起来，便一定要在音量上、语言上胜过对方才罢休。小学五年级第一学期，老师在通家书缺点一栏里对我的评语是“爱骂人！”我看到后羞愧万分，找到老师要求修改，被老师骂走，于是便把通家书装在身上不敢示人，回家后对父亲说今年没有发通家书。

个子小，体力不行，却经常和人打架。记得在一年级时我不满六岁，和大我两岁的一个同学在河里抬水时，我们发生争执相互撕打，被人家用水瓢打落了我的两颗门牙，幸亏那时候到了换牙的年龄，没有落下后遗症，以后与同龄的、比我大的学生又多次打过。那个时候，小孩子打架似乎是很正常的事，没有人找家长，也没有人要求赔偿，我的牙被打落，一个月后父亲才知道，他竟然没有一点心疼，只说娃娃家人不要紧，以后就长出来了。果然，三个月后长出了新牙！

五年级时和同桌叫霞霞的女生也经常打架。那个时候男女生的界限已经开始严格了，只要霞霞无意中碰我一下，或者她的书本越过桌子的中间线，我就手痒痒想打她一下，或者捣两拳，或者踢两脚。霞霞的性格也极为刚烈，只要我打她，她肯定会还击，所以我也挨了她的许多拳脚，有一次她还把我小胳膊抠烂了。而有意思的是，当过了十几年我结婚之后，竟然发现霞霞是我妻子的小姨。前几年我和妻子见到这位同桌小姨时，共同回首当年打架的情形，不禁感慨人生的无常与奇妙！

是啊！世事无常。

六年的小学时光，在人生的旅途中是短暂的，转瞬即逝。那些苍凉的扉页，当我们去回首之时，有时会感觉那段时光纯粹是一场空。但是，当我们细细的回忆、品味之时，又感觉到它的漫长甚至停滞！

快乐当然是主旋律，一点小事就能激发快乐，所以小学时光总体是快乐的。好动的我，总是会莫名其妙的兴奋，想起老师的表扬和同学的夸赞，会一个人情不自禁的笑出声来；想起母亲要做好吃的，会兴奋得手舞足蹈，迫不及待；在去看球赛或者看戏看电影的路上，也会兴奋得大喊大叫……

但是，在快乐之外，小学时光的漫长，总是与两个字联系起来——饥饿。

小学六年深刻地感知了饥饿的滋味！

学生们攒到一起，议论最多的就是吃。那个时候，一年里能吃上白面的时候屈指可数，面条、油饼是绝对的奢侈品，只有在春节时才能见到。长年累月的粗粮，高粱面、玉米面、洋芋、萝卜以及各种野菜，吃的人既胃里反酸，又饥饿难耐。

班里常常会发生偷馍馍事件，每次有同学向老师报告自己带的馍馍被偷之时，大家都非常害怕，怕追查到自己的头上。有的老师往往虚张声势地追查一下，不了了之。而有的老师则以哪位同学的脸红作为判断标准，盯着大家看，这个时候，常常是老师在讲台上声色俱厉地一咋唬，就有同学站出来投案自首。

这就麻烦了！

这个时候往往要开班会，偷吃的同学要当众作检讨，自己辱骂自己，而偷吃的原因都会归结为好吃懒做的资本主义思想。所以，那个时候，父母一直告诫我，千万不要偷吃东西。

除此之外，还会莫名其妙的恐惧、失落，害怕一切已发生的和可能发生的灾难，怕地震、怕大雨、怕山塌下来，还特别害怕鬼。走到僻静的地方，最害怕突然窜出一个鬼来。我最怕有鬼的地方是村子里的梨树园子和核桃树园子，每次一个人走到这两处地方，浑身会立刻起鸡皮疙瘩。

俱往矣！

小学时的各种情景，各种情绪，虽然尘封几十年，但是一旦回首，仍然感受到岁月静好！那有笑有闹有哭有荒唐的年龄，那饥饿的年代，那些经历过的春夏秋冬四季以及阴天晴天雨天雪天，那些一起玩过的小伙伴……那所有的一切，既平淡无奇又不乏精彩，既恍若隔世又恍如昨日，这，就是人生吧！

注：作者丨张正伟

编辑丨张海冬

图片：来源网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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